一是要高度重视舆情。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网上的舆情信息，特别是各种舆论监督信息，将亲自上网、了解舆情作为每天上班的必备功课，将网上舆情作为工作第一信号，将能否使用网络、能否发现舆情、能否应对舆情作为衡量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各级政府和部门都要建立网络舆情的预警系统，建立网上24小时值班机制，实现全天候的跟踪监控，随时发现网上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的意见，掌握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二是要认真分析舆情。网上的舆情信息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十分复杂，需要弄清楚网民的真实诉求，区别对待处理。有些舆情信息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有明确的指向，是社会问题和百姓呼声的真实反映，必须高度重视，及时作出应对；有些舆情信息只是泛泛的评论或情绪宣泄，没有明确指向，没有具体事实，无需作出回应，但要保持关注，防止成为谣言的滋生地或社会不良情绪的导火索。
　　三是要明确责任主体。很多网络监督最终发展成为网络事件，引起较大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是回应舆论的主体不明确，当事人不愿出面回应，当事单位和主管部门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延误了引导舆论的时机，结果闹大。对于网络监督信息，当事人、当事单位和主管部门都是回应舆论的第一责任人，无论网络监督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属实、与自己有多大关联，都必须主动沟通信息，快速做出反应。
　　四是要深入调查核实。以往对待舆论监督，实在躲不过去的时候，往往简单调查，敷衍了事，以简单的信息通报来回应监督。而网络时代，政府的信息发布面对的是所有的网民。网民用全部的知识和智慧来查找问题和漏洞，没有什么能隐瞒得住。调查信息不真实、不全面，就会引发更多的质疑。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70码”、上海“钓鱼执法”，以及南京儿童医院“徐宝宝”事件等的处置，都是因为最初调查后发布的信息不准确，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和炒作。因此，在发现舆情后，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立即深入细致地展开调查，全面听取有关各方意见，尽快掌握事情的真相，确保调查结果站得住脚，经得起推敲。
　　五是要一步处理到位。对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前我们处理的时候往往采取“关起门来打孩子”的做法，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网络时代，这种做法会让人觉得主管部门和单位包庇袒护当事人，甚至会引起对单位和领导是否存在关联责任的质疑。结果想袒护不成却引火烧身，小事变成大事。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徐宝宝”事件，开始院方想袒护当班医生，结果引发了从院长到医生护士10多人受到处理的严重后果。就像医生给伤口止血，如果不一次性处置好，伤口会更加扩大。因此，查处事件问题绝对不能护短，要对当事人严肃处理、一步到位，避免因为处置失当引发新的质疑和事端。“徐宝宝”事件第二次调查及处理结果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让网民接受，事件很快平息。
　　六是要主动积极回应。网络监督事件发生后，网民都在关注有关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如果看不到政府的回应，网民更会感到政府主管部门在躲避责任，是心虚，会更加热炒，还会提出新的质疑，务求得到令人信服的答复。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尽快回应，对于反映情况不属实的，要及时辟谣，澄清事实真相。对于反映情况属实的，调查处置结束后，要尽快将结果在网上公布。暂时无法处理或解决的问题或无法满足的要求，要合理地作出解释，赢得网民的理解。回应的方式有很多种。一是当事人以自己的真实身份上网，陈述事实、表明态度；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将对事件的调查了解结果，以新闻发布的形式正式回应网络舆论；三是以网民的身份在网上披露。有些事件当事人无法出面回应，官方出面回应又显得太过郑重其事，应选择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在网上传播信息。
       七是要勇于承认错误。面对问题和错误，以往我们只愿意改错、不愿意认错，觉得认错会丢面子，其实不然。2009年10月11日，温总理到北京市第35中学看望师生，对听课的点评和在听了教师代表发言后的讲话通过媒体播发。由于讲话中关于岩石的分类不严谨。第二天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新华社总编室更正，向广大读者致歉。上海城管钓鱼执法引发广泛质疑后，浦东新区向公众道歉，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在电视上公开道歉。道歉并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有可能以此来转危为机，重塑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力，获得舆论的支持。例如南京“三中路”的整治出新，确实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了短暂的不便。网民提出批评后，市建委主要负责人公开道歉，负面的声音就少了许多。因此，面对错误和问题一定要勇于认错，以坦诚的姿态面对公众，赢得公众的谅解。

　
         ——2011年第11期《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