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已经不是什么网络新鲜事，每每网上曝出官员自杀事件的新闻后，总会在网上引起不小的舆情震荡，吸引舆论争论，而官员的死因更是成为舆论的聚焦点，引来各方质疑。官员自杀事件的频繁发生，自杀动机的模棱两可，这造成公众舆论对官员形象和政府形象负面值的上涨，官员自杀事件舆情风险日益突出。对此，乐思网络舆情监测中心对2014年发生的多起官员自杀事件进行了梳理，反映其变化形态和主要动机，以期为官员自杀事件舆情风险防范和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2014年官员自杀事件概览

根据乐思舆情监测系统采集自网上公开报道的信息，本部分以“时间、姓名、性别、出生年、身前职务、自上方式”等七个要素对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24日曝光的官员自杀事件进行了梳理，统计出截至2014年12月24日，我国官员自杀事件高达72起，分布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跨越50后、60后、70后、80后四个年代。

二、官员自杀事件舆情综述

官员在中国是一个特殊而敏感的群体，官员群体的一举一动都引导着舆情动态的起伏，而2014年官场频繁曝出自杀事件更是不断挑拨着公众的神经。跳楼、开枪、割腕、卧轨、吃药，官员自杀方式多样化；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自杀官员行政级别涵盖面广；反腐高压下的官员自杀也让公众舆论质疑变得相对“暧昧”。2014年的中国官场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

1. 10月达到全年官员自杀最高峰

据统计，2014年全年我国发生已公开报道过的官员自杀事件72起，月平均发生官员自杀事件6起，官员自杀舆情风险较高。自2014年1月开始，全国官员自杀事件出现3次高潮，分别为4月、7月和10月份，其发生的官员自杀数分别达到7起、9起、13起。从总体走势来看，4月以后官员自杀事件明显增多，这跟年后中央不断增压的反腐形式不可不说没有一定的关联度。

2. 60后男性官员成主力 86%为40~59岁

从图表反映的数据来看，在72起官员自杀事件中以男性官员为主，人数为55人，占总数的95%。女性官员3人，占总数的5%；这些官员的出生年代跨域50后、60后、70后及80后，企业50后和60后为主要群体；其中年龄在50~59岁的官员有35人、40~49岁的官员有15人，占总数的86%。从年龄来看，40~59岁正是我国官场的中坚力量，这个时期的官员不管是工作经验还是人生阅历，都是最丰富和稳定的，大多也是各级政府部门的主管者。这些人意外辞世，不管对于政府部门还是个人都是一个损失。而70后、80后等官场后生力量的自杀，更是警醒我们对官员群体生活工作状况的关注。

3. 县处级官员自杀多 一把手状况值得关注

从自杀官员的职务行政级别来看，厅局级以上为27人，县处级32人，乡科级13人。县处级官员成为境况值得关注。在72官员自杀事件中，身担正职的45人，副职27人，分别占比62%和38%。但是，随着官员职务行政级别的提升，副职官员自杀人数表现出上涨现象。而在县处级及以下级别官员中，正职自杀人数显然要远高于副职。

4. 抑郁、跳楼成官员自杀主要动机和方式

从官员自杀的方式来看，精神抑郁、涉嫌犯案、病痛折磨、心脏病成为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分别为20起、10起、8起和4起；而跳楼、自缢则是官员选择自杀的主要方式，分别涉及人数为29人和16人。而在自杀原因中，有17起至今尚未公布官方调查结果，引得舆论遐想纷纷。在官方给出或者传闻的精神抑郁动机中，也受到舆论一致质疑。

5. 湖南、广东成官员自杀高发区

从统计的公开数据来看，在2014年发生的72起官员自杀事件中，涉及22个省市自治区，湖南和广东成为官员自杀高频区，自杀官员分别为7人和9人。其次，黑龙江、山东、安徽、浙江四省自杀官员也较高，都在4人以上。吉林、贵州、宁夏、青海、西藏和北京、天津、上海几个省市尚未出现官员自杀现象。

三、官员自杀诱因透视

1. 有精神抑郁症或者不堪病痛折磨

根据公开报道的数据统计，2014年被通报自杀的72个案例中，因抑郁症、疑似因抑郁症或者不堪病痛折磨而自杀的官员有32人，占官员自杀总数的44%。心理和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成为官员自杀的主要诱因。如中国铁路总裁白中仁；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徐安生；江西九江庐山区检察院检察长李修江；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都是长期心理身理健康问题走上不归路的。

2. 工作压力大或遭遇官场潜规则被害

在众多诱发官员自杀的动因中，工作压力大或遭遇官场潜规则被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2014年，在该诱因下自杀的官员达到6人。近年来，随着公众舆论监督不断高涨，作为各级管理者的官员被放置到舆论聚光灯下，官员的一言一行稍有差池就会引发舆论的各种问责，镜头下的官员如履薄冰，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官员的压力。同时，中央不断增压的反腐压力、官员行为、纪律规范等，都使得当前官员工作压力剧增，特别是基层官员。如湖南岳阳环保局总工程师杨坪罗；湖南湘乡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等，都在遗书中表示因为工作严厉太大。

另外，存在于官场政治斗争和潜规则也也是造成一些官员自杀的一个诱因之一。如四川西充县民政局工会主席李茂在遗书中就明确表示，其身前受到其他官员的排挤、打压和陷害；浙江温州永嘉县工商局总工程师王某某，也是由于身前受到他人200次开发和贪污举报陷害，想不开才走上自杀之路的。

3. 个人情感或者家庭不和谐

因为个人情感纠纷，或则家庭生活出现不和谐，导致官员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如广东省清远市财政局原副局长罗良品，官方调查结果显示，其因为个人家庭问题选择了在办公室自缢；安徽太湖县寺前镇党委书记吴铁柱在遗书中表示，自己家庭不幸，压力过大，所以选择自杀；江西鄱阳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高显亮在家长被女友杀害。

4. 因欠债或者涉及违法违纪被调查

在多起官员自杀诱因当中，因欠债或者涉及违法违纪被调查而自杀的官员也是大有人在。在2014年72例官员自杀事件中，这样数据达12人。当前，随着国家对反腐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不断加大，大批“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对面法网恢恢，一些官员则选择畏罪自杀，或者企图通过自杀方式来逃脱法律的严惩。

四、如何看待官员自杀事件

据乐思监测自网上的公开数据统计，从2009年以来，中国官员自杀的数量呈现逐年上涨趋势，已经从2009年的10人增加至2014年的72年，6年间官员自杀人数增长的10倍多。从官员自杀诱因来看，心理和身理疾病被以及涉案违纪畏罪是官员自杀的量大最核心的因素，这一数据在2014年达到42起，是总数的58%。面对不断增加的官员自杀事件，由其引发的舆情风险也成为困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负面影响。官方对官员自杀动机调查结果的模棱两可或者断尾，都造成了公众舆论的不断质疑。甚至在当前反腐背景下，官方明确的调查结果都会遭到网友的主观曲解，各种暗讽流言疯传网络。

面对官员自杀带了的舆情风险上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做好官员自杀防范和舆情风险处置和应对呢？以下为乐思网络舆情监测中心收集分享自其它的公开性文章，仅为官员自杀舆情防范和处置做参考之用。

1. 关注官员身心健康，改善官场环境

作为官员自杀重要诱因，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心理健康问题亟须关注。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对官员心理健康的关注少有实质性举措，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健全官员心理测评与疏导机制。除心理健康外，官员的身体状况同样不容忽视。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官员如何做好自身健康管理，值得思考。

同时，一些官员在正常工作之外，经常还要拿出大量时间精力应对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就需要通过改善官场环境、消除“潜规则”来应对：第一，官员首先自身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人生观、价值观；第二，组织部门应确保晋升公平公正，减少官员对前途的焦虑；第三，持之以恒纠“四风”，用健康价值观挤压“潜规则”；第四，适当提高公务员待遇，改善该群体生活环境。

2．主动公开信息，回应舆论关切

面对突如其来的官员自杀事件，网民之所以多把官员自杀与“畏罪”联系起来，既是出于对腐败本能的反感，更在于一些部门由于处理失当，客观上导致了事件敏感化、神秘化，引发了不必要的质疑和猜测。因此，面对此类事件，相关部门应主动掌握话语权，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快报、早报，引用权威调查结论，就事论事作出通报。需注意的是，因有些官员自杀事件本身尚存诸多疑点，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官方表态应倾向于明确态度，而不是盲目下结论。

3．完善涉案追责机制，避免“一死了之”

面对中央严惩贪腐违纪的决心，面对法网的疏而不漏，面对舆论道德的压力，官员畏罪自杀也是在所难免，但是其中也不免有部分官员是企图以死避责念头来实现“丢卒保车”的妄想。确实，在现有法律制度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对其自身的刑事责任不再追究。这一条款给了部分官员“丢卒保车”的错误判断，造成了他们的以死避责。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完善涉案追责机制，补上官员自杀后的各种“断头案”漏洞。

官员贪腐，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利益。而且一些腐败案件还是群体腐败、窝案，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倘若某位自杀官员确实涉腐，却因其生命终结而停止调查或追责，这不仅是对贪腐行为的放纵，更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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