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在议论，李嘉诚正在非常明显地减少在内地的投资，并舍弃在香港的资产，逐步加大向欧洲投资的力度。尽管李超人自己是否认的，但是他实际所做的行为策略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减少在香港的投资，我觉得比较好理解。香港能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殖民带来的法治环境，和当时内地不开放，市场的红利转移到了香港。现在随着内地的持续开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市场交易中心的地位会越来越薄弱，可想而知香港的资产也确实会出现贬值。

而李嘉诚减少在内地的投资，很难用简单的经济规律来分析，有些人说李超人是去抄底欧洲，看空中国，大家似乎也把这个当作一个信号。但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难道内地就没有风险吗？那时候的前途可以说更难预测，经济和政治上的风险都更大，但那个时候为什么李嘉诚坚定地投资于内地呢？如果李嘉诚经营的是品牌型消费类企业，比如他是全聚德[0.00% 资金 研报]的老板，把投资带到海外去，把店开遍全世界，这也好理解。但他旗下的长江实业[1.71%]，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产业，现在的投资也主要在公用事业领域，即使现在欧洲是经济低谷，但是以欧洲的公用事业建设水平跟中国公用事业发展的欠账相比，其实中国的公用事业建设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都还有很大空间，为什么李嘉诚在这方面更加看好欧洲？毕竟欧洲的公用事业体系已经比较成熟，更不要说那里劳动力的成本，特别是工会势力之强大、工资之高。李嘉诚在香港已经被工人运动弄得焦头烂额，去欧洲怎么搞得定呢？我觉得一个了不起的投资家一定有他综合的权衡。

李嘉诚为什么在他人生的这个时候做出这种战略选择？最近我在国内的经历让我比较能理解。我前段时间到一个地方去，遇到当地一个小老板，他在当地干的就是公用事业的投资。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搞建设，经常出项目要政绩，一般都是让当地企业垫资来搞建设，建设完了以后再由政府付钱。但是和政府做生意非常困难，这个企业垫了几千万，做完建设以后，镇一级的领导换届了，原来的关系就不再管用，已经拖了三年的账到现在还没有要回来，企业为此非常头疼。我问他：当时肯定有合同，如果政府到了时间不给钱，为什么不跟政府打官司？他说：打官司肯定能把钱要回来，但是打官司的后果是，在这个地方以后再也别想做生意了，更严重的是在整个行业中，别人知道我和政府打官司要钱，也不会有人再跟我做生意了，所以现在政府欠着我的钱，我也得跟他们赔着笑脸，请领导出去旅游，陪吃陪喝，逢年过节还得给领导送礼。

其实，当时跟政府签协议的过程中，双方暗箱操作的成分也一定很大，这个工程如果完全通过市场程序招标，可能是2000万元，因为个人跟政府官员的关系，招标不是那么透明，也许就能以2500万甚至3000万得到这个工程，换了新一届领导以后，知道你跟前一届领导关系好，跟新一届没有什么关系，自然就不买这个账，彼此之间的游戏都不能摆到台面上来说，但都在心照不宣地打着马虎眼，政府没说不给，但就是拖着。这虽然是一个镇上的小事儿，但可以说是中国公用事业建设领域里的普遍情况。

公用事业另一种流行模式是B O 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上世纪90年代受政府鼓励投资建设高速公路，政府给他的承诺是建好以后可以收费多少年。当时没有预料到中国汽车发展这么快，高速建好后生意非常火。协议里有这样一条：这条高速公路修好以后，至少十几公里范围之内不能再修高速公路，可以保证这条路的通行率。结果当地政府一看生意好，完全不按协议办，这条路旁又修了一条高速路，要去打官司也找不到对象。

这些都是在中国进行公共事业建设的一个基本常态，一方面中国非常需要公共事业建设的发展，现在也提出要开放让民营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但是在中国从事这样的生意不仅需要在严格法律下的专业知识和金融知识，更多地还需要Street sm art(街头智慧)，跟人打交道、权衡利弊、平衡关系这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复杂能力。

李嘉诚是潮州人，从小在乡间生活，在香港也是从底层做起，是一个全面的、既有书本知识，也有街头智慧的人，所以他在中国的投资总是能非常成熟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尽管他现在精力依然充沛，但也已年近90岁高龄，而他的两位儿子，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从小就受栽培旁听董事会，受父亲熏陶，在欧洲环境下，按照法律有板有眼的节奏来处理投资业务是游刃有余的，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之下，如何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比如即使合同签了，也不能按合同办，类似这种复杂、委婉、又不能撕破脸皮的关系，这是小超人们难以对付的。

李嘉诚把投资的重点从正在发展的中国转向已经非常成熟的欧洲，在我看来也是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企业家依然需要街头智慧，很多成功要依靠全面的本土经验来应对，中国需要真正成为开放的平台，能够吸引不仅像李嘉诚这样的华人企业家，而且能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家到中国来投资，来分享这片土地的经济增长、给这片土地带来活力。

李嘉诚从中国转移资本到欧洲，在我理解并不是中国的经济没有前景了，而是中国需要完善一个可以和开放的金融资本市场相对接的法治环境。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