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民：辞职维权的检察官

　　因怀疑暗箱操作，一位检察官历时三年对现任领导公开实名举报，递交辞职报告时他说，“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还当什么检察官”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太原)

　　53岁的检察官张旭民曾将百余名犯罪嫌疑人送入监狱，但在他检察官工作的最后阶段，他“挑战”的对手变成了曾朝夕相处的同事。因怀疑上岗竞争票数问题，继而怀疑整个程序有问题，张旭民举报单位领导，并为此上访。

　　张旭民要举报的是现任山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严奴国。在这个实名举报蔚然成风的年代，记者检举官员，情妇揭发贪官，但在职检察官实名举报自己上司，极为罕见。听了他的决定，亲友们表情错愕：你疯了吧？

　　不仅如此，2013年8月，张旭民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递交了辞职报告，一个月后，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常委会上，决定免去张旭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职务。

　　整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2009年，山西省检察院的一次处长竞岗过程中，张旭民意外落选，他觉得事有蹊跷，在调查中发现计票过程存在问题，因此怀疑竞争上岗过程中，涉嫌暗箱操作。

　　一场长达三年的举报拉锯战就此展开，事件也变得愈发复杂和敏感。张旭民原来只希望通过举报公布调查结果，还他选票清白，最终却以他辞职宣告结束：“我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还当什么检察官。”

　　“一根筋”的检察官

　　1960年，张旭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是家中6个孩子的老五。张旭民的童年记忆几乎都是黑色的。他小学入学的第一天晚上，红卫兵冲入家中，押走了身为保德县委书记的父亲，打成“走资派”，关在一个废弃窑洞里。武斗开始后，整个县城断粮、断水、断电，张旭民帮着哥哥姐姐将沾上水的破毡子挂在窗上，防止子弹打进来。

　　“官二代”张旭民在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回到老家保德县化树塔村插队，在林场里学育苗育种，一干就是三年。37年后，这门手艺再次成了他的谋生手段。

　　文革结束后，张旭民到父亲所在的忻州运输公司当了一名学徒，先当售票员，又考取了驾照。1982年，忻州地区检察分院到运输公司招收会开车的法警，技术和文化考核成绩突出的张旭民自此进入了检察系统。

　　在检察院，一位领导建议他在担任法警的同时，学习业务知识。张旭民开始参加案件讨论，当起书记员。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在山西函授招生，80人报考，最终只录取了8人，张旭民名列前茅。一边学习一边办案，政法大学教师每个月到太原集中上10天课，“讲的内容与在校学生一模一样。”张旭民特意强调。

　　不久，张旭民成为助理检察员，开始主办案件，担任公诉人。当时没有复印机，为了短时间内看完卷宗，张旭民经常通宵做阅卷笔录。忻州检察院原纪检书记郎俊芳至今还记得，张旭民在庭上只带公诉提纲，所有公诉意见都印在脑子里，在法庭辩论时口若悬河，逻辑清晰，提问丝丝入扣。张旭民皮肤黝黑，国字脸，说话铿锵有力，“法庭上一开口就有震慑效果”。郎俊芳回忆。

　　郎俊芳眼中，张旭民办案认真，为人正派，但性格过于耿直，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容易得罪人。

　　在忻州检察系统，张旭民是出了名的“一根筋”。1987年，他在忻州地区检察分院工作时，办公室经常发生盗窃，不少同事背着老婆藏在抽屉里的“私房钱”被偷，铁皮柜里的卷宗被翻得乱七八糟。当时，公检法集中在一个院子办公，多次向公安报案都未有进展。

　　年轻气盛的张旭民主动申请值夜班，并放话：一定抓住小偷。守株待兔多日，张旭民与一名同事配合，终于把窃贼候个正着。开灯一瞅，傻了眼，小偷居然是隔壁法院民庭庭长年仅16岁的儿子。同事蒙了：“怎么办？”“没啥好说的，送派出所。”张旭民说。

　　第二天上班，检察院专门开了表彰会，给张旭民发了奖状，奖金一百元，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工资。但大院里的人不以为然，抓的孩子是院里的子弟，内部教育即可，没必要兴师动众地扭送到派出所。不少人觉得，这个小伙子爱出风头：“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让孩子家长怎么看你。”

　　张旭民不以为意：我帮他教育儿子，有什么错吗？

　　“不通过组织程序，师出无名，我不干”

　　凭借这股执拗劲儿，张旭民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公诉人，1988年，调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起诉处。

　　这是张旭民功成名就的起点，也是他最终黯然神伤之地。1995年，张旭民因在两个涉黑文物犯罪集团公诉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一年后被提拔为省检察院起诉处副处长。

　　1998年12月，专案组接到线索，一起盗墓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趁夜潜回老家。原本抓捕工作由公安负责，但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张旭民主动要求参加抓捕行动。

　　几名警察跳进院中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从后窗顺势上了房，守在墙外的张旭民也跟着爬了上去。未曾想，犯罪嫌疑人躲在烟囱后，抄起一根木棍朝张旭民劈了过来，张直接从近四米高的房顶跌落下来，颈椎受伤，左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

　　这次腿伤跟随了张旭民的后半生。从1998年至今，他住过8次院，做过7次手术，由于肌肉萎缩，如今走起路来仍有些跛，最终民政部门认定为五级因公伤残。受伤一年后，张旭民荣立一等功，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但他的健康已受到严重影响。2004年，他离开一线，被提拔为正处级检察员，调至检察院巡视组。

　　他的一根筋性格却没有改。2001年单位机构改革时，张旭民刚出院上班，发现无论是单位排名，还是更新的通讯录上，他都排在试用期副处长的后面。他直接跑到检察长办公室讨说法：“我已担任副处长五年了，怎么会排在试用期副长处后面？”

　　2005年，检察院发放医疗补助的名单中遗漏了他的名字，领导告诉他，写个说明交上来，就可以把钱补上，“我不写，本来就要发给我的。”张旭民转身走了。

　　2006年，省检察院决定对处长岗位进行推荐。张旭民到推荐现场才知道，名单里没有自己。领导找他谈话，表示作为正处级检察员，可直接为他安排实职岗位。但张旭民却不同意：“不通过组织程序，师出无名，我不干。”

　　张旭民的一位同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遗漏张旭民的名字，政治部主任还在大会上公开检讨。“他自尊心太强，太好面子。了解他的人说他好，但不了解的则觉得他太拧，和部分同事相处并不是很融恰。”

　　可在张旭民眼中，作为检察官，如果连程序正义都做不到，那公平正义都是空谈。

　　“申请选票公开是我的知情权”

　　时间来到2009年3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竞争上岗考核，以推荐、笔试、面试的形式，对十个处长、十八个副处长和十八个处级检察员岗位进行公开竞争，时任政治部主任严奴国担任竞争上岗办公室主任。此时，张旭民所在的巡视组已被撤销，分流到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这被视为闲差中的闲差。不甘寂寞的张旭民决定参加竞争一个处级岗位，他是报名者中唯一竞争平级岗位的处级干部。

　　60人报名参加处长岗位竞争，按照规定，推荐、笔试的前30名入围面试。在300名副科以上干部以无记名民主推荐中，张旭民得了37票，笔试成绩75分，排在40名之后。但张旭民自己估计，他的得票数应在一百张左右。他向投过他票的同事征集签名为其作证，待签到20多个时被领导叫停，通知他政治部将启动复核。

　　他向院党组提出口头申诉，要求公开选票，“开始凭的是职业敏感。”张旭民说，他对自己的为人和能力颇为自信，早在2001年，单位推荐省劳模时，17个支部投票，他得了12票。

　　张旭民找到时任检察长反映选票情况。检察长告诉他，按程序规定，政治部应有一份计票汇总表，上面记录每个参与者的得票总数，有政治部副主任、监察处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签字，可供查证。

　　但严奴国却对张说，汇总表已经与推荐票一起密封了。张旭民又分别找到有权力在计票汇总表上签字的三人，只有监察处长承认在汇总表上签过字，但并未留意具体票数，其余二人都明确表示，没有在汇总表上签过字，其中一个人，当时并不在计票现场。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表格与签字问题，都纠结不清，张旭民决定，向院党组正式提出申诉。严奴国劝他，正值领导变动，这样可能引起混乱，要考虑后果。张旭民生气地回答：“那从现在开始，我公开举报你。”

　　当年6月，新任检察长上任，张旭民再次提出申诉，还将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西省委组织部。半年后，政治部通知他，正式受理申诉。可仅过了五天，张再次接到通知，复核中止。这一切都让张旭民越来越相信：他的推测可能是对的。

　　2010年4月，张旭民向中央巡视组投寄了申诉材料。7月，政治部告知，将受理申诉。但一个月后，调查组向张通报了调查情况：复核了涉及张旭民的两袋推荐票，其中一袋密封，另一袋没有密封，张旭民共得37票，与公示票数一致。张问：为何一袋没有密封？密封的有无纪检组公章。调查组回应，没有公章，只是糊着白纸条。张追问：除推荐票外，是否复核计票表和汇总表？调查组组长回复说，调查没有发现这些表，政治部没有提供，也不清楚是否有这些表。结论：复核无误。

　　张旭民自己也在暗自调查，他找到总监票人、计票员和监票工作人员，请他们讲述计票过程并录音取证：总监票人说，计票分四个组，每个参竟者的公示票数均应是四个组计票表的汇总；计票结束后，推荐票全部由纪检组盖章密封。

　　密封袋被开封，没有公章，计票表和汇总表失踪……张旭民多次追问，调查组的解释是：推荐票档案袋没有密封和盖章，确实是不严谨，至于计票表和汇总表找不到，则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不过，张旭民到调查组负责人处查看档案袋存放照片时意外发现，除了涉及自己的两袋外，其他6袋均盖章密封。“那张图很大，我看得很清楚。”张旭民说，但他要求拍照时，负责人拒绝了。

　　一些同事和老领导私下劝他放弃申诉，没凭没据怀疑组织，后半辈子毕竟还要在检察院大院里生活。张旭民反问：“申请选票公开是我的知情权，他们没有猫腻为什么一推再推。我的申诉就跟提起公诉一样，没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要撤诉呢？”

　　但意外接踵而至。一次散步时，他被一青年撞倒，导致伤腿的股骨头坏死，女儿停放在家门口的新车也被砸。张旭民妻子劝他，“你要想想女儿还在政法系统工作。”

　　“开弓没有回头箭。”张旭民回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在潜意识里，没有觉得这是自己的事，还以为自己是在办案。”

　　“这哪里是抹黑，明明是洗脸”

　　多次调查结论仍是复核结果与公示一致。张旭民开始给中纪委、中组部邮寄举报材料。挂号信的回执单装了满满一信封，至今无一回复。一些如今已是地方检察院领导的老同事不约而同地劝他，该拿的荣誉都拿了，该歇歇了。

　　张旭民却开始给老同事“普法”，何为程序正义。他说，好比买东西排队，人人都能得到公平，若容忍一个人插队，秩序就被打乱了。

　　“如果打乱了还没人制止、纠正或者较真，公共秩序只会越来越差。”如今，诸多违法的公共事件引发争议，在张旭民看来，做到程序正义才是杜绝错案冤案的关键。

　　2012年12月，张旭民第一次在网上发帖举报。半年之后，他进京上访，向中纪委举报中心、中组部信访办递交了举报材料。媒体开始关注，单位劝告他不要给省检察院抹黑，“公开解决问题不好吗？”张旭民说，“这哪里给单位抹黑，明明是在洗脸。”

　　时间到了2013年，事件仍无结果。省检察院宣传处一位负责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省纪检委、省政法委和省组织部都曾参与调查，投票完毕确实按要求完全密封，不过开口也是自然现象，“我们几百人投票，如果篡改的话，那要多大的工作量。”

　　“他太要强，有个性，不能正视问题，走不出心理困境，其实对于个人升迁要正确看待，不要跟组织过不去，这样不太合适。”这位负责人说。

　　可张旭民不这样看，他说即便成功竞争上岗，如果领导明确希望他把位置留给年轻人，他也会爽快应允，“我要的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过程。”

　　2013年8月，张旭明提出提前退休，并递交了辞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法律职务的报告。一个月后，辞职被批准。最近，他向再次来到山西的中央巡视组寄送了举报材料。他说，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举报。

　　如今，他与堂弟合伙在老家盖了上千平米的羊圈，包了200亩荒山，计划搞农业开发，自己育苗，植树造林。“没想到，16岁学的技术又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