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宗教界人士和医护人员代表日前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北京藏医院成立20周年，并参观北京藏医院新设立在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的藏药研究和加工机构。目前，北京藏医院制作了500余种藏药材标本，根据国家要求开始制定藏药标准，旨在为藏医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图为与会者在参观北京藏医院南口基地的藏药生产。

　　农民看病难、看病贵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尽管新农合减轻了农民住院的压力，但门诊看病报销难依然是农民不敢随意看病的一道坎。湖南省攸县创新地结合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探索农民在村卫生室“10元看病”的做法有效地破解了这一难题。

　　每年为农民减负1500万元

　　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框架下，攸县2012年10月在农村推出“10元看病”的医改模式：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到村卫生室就诊，药费在10元以下的由患者据实支付，不收诊疗费；药费在10元以上的(中药除外)，农民自付10元诊疗费，药费全部由新农合报销。

　　看病只需10元，攸县的做法引发了各方关注。在这一模式运行一年之际，带着“10元钱能否解决农民看病难？”的疑问，记者走访了攸县多家村卫生室。在较为偏远的峦山镇龙会村卫生室，四个老人坐在两张病床上打吊针。看到记者来采访“10元看病”模式，四位老人连连说好，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90岁的老党员石琴一边输液一边对记者说：“以前我去镇里医院输液，光来回车费就要12元，加上六七十元药费，看一次病要百来块。现在我走路几分钟就到了村卫生室，输液一次最多只要10元就够了。”

　　因身体虚弱而在输氨基酸的刘玉媛老人说：“以前我去医院看病不知道带多少钱，多了家里拿不出，少了不够付医药费，后面索性就不去看，现在我兜里揣10元钱直接跑卫生室就可以输液了。而且，到城里医院看病，医生一会让我跑这个窗口，一会让 我 跑 那 个 窗 口 ， 搞 得 我 晕 头 转向。”

　　攸县“10元看病”模式是建立在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基础上。当地从2012年初开始，将以往的“赤脚医生”和“私人诊所”进行收编整顿，按照“一村一室一人”的原则建立起无菌和安全操作的新型卫生室。原则上，村卫生室要求设在中心位置的村部，能让村民在十分钟左右到达，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四室分开。

　　面对“10元钱看病”会否影响疗效的疑问，石琴老人说，村医给他用的药和镇医院是一样的。记者在村卫生室的多个处方上看到，里面的用药的确都是国家规定的基本药品。攸县卫生局局长汤大兴也表示，实行国家基本药品零利润销售，只是挤掉了以往村医不合理的收费和新农合的无效补偿，而医疗软硬件的改善实际上让农民享受到了更高的医疗服务。

　　据攸县医改办统计，“10元看病”模式推行以来，全县村卫生室呈现出“两升两降”的良好势头：诊疗人次上升30%，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患者次均费用从50元下降到26元，降幅48%，患者自付次均费用从25元降到10元以内，降幅达60%以上。预计每年可为农民减轻医药费用负担1500万元以上。村医左刘忠对记者说，以前他一天只看七八个病人，而现在要看10至20个病人。

　　低成本高效益可复制

　　“10元看病”模式每年可为农民减负1500万元，但并没有给财政造成压力。攸县卫生局在派人与村医同吃同住，进过3个月蹲点调查后得出一线数据：在基本药物零利润销售改革试点村，平均每人每年就诊数为1 .57次，次均药费16 .5元、诊疗费10元。一年下来村卫生室门诊总量约100万人次，新农合基金支出为1600万元左右，而上一年的新农合门诊统筹支出为1980万元。攸县卫生局由此定出标准，一次看病最多支付10元，每人每天只能报销一次，同时村医要控制一个月内次均费用不超过26元。

　　攸县医改办主任龙雪刚说，包括给村医提供补贴等支出，县级财政每年只需增加投入300多万元就可以保持“10元看病”模式运行。这既能保证新农合基金安全有效运行，也不会给财政造成太大负担。“300多万元 的 压 力 不 大 ， 但 可 为 农 民 减 负1500万元，攸县的做法绝对可以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和复制。”

　　攸县还规定，基本药物销售额的15%由政府补贴给村医，从而避免村医少开药而影响治疗，同时又规定每月次均费用不能超过26元，超额部分由村医承担，从而减少大处方。这一系列制度设计堵住了以往村医多开药、乱用药的不良做法，药价的控制也使医生不敢滥用抗生素类药物，规范了医疗秩序。点击进入下一页点击进入下一页

　　在“10元看病”模式下，看病费用大幅减少而便利性提高，没有后顾之忧的农民开始敢于看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显著缓解。特别是一些头痛脑热的小微疾病基本“不出村”即可解决，这也减轻了城镇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当地社会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合理的使用。

　　四大问题亟待解决

　　攸县“10元看病”医改模式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当地创造性地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新农合制度和地方实践探索进行了有效融合。不过，运行一年下来，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国家和地方“上下联动”解决。

　　首先，国家基本药品短缺。左刘忠等多位村医普遍反映，一些常用的基本药品因为价格太低，厂家在中标之后不愿意生产，导致80多种基本药品无法得到供给，比如“甘草片”、“清开灵”等10多种常用药长期进不到货。

　　第二，村卫生室建设资金不足。目前，攸县是采取结对帮扶单位资助、县乡财政拨款、村自筹等方式，争取对每个村级卫生室投入5万元建设资金。目前该县有172个条件较好的村卫生室建在村部，但仍有100多个卫生室属于租房或在村医自家运营，需要资金进行迁移和改造。

　　第三，村医队伍面临断层风险。目前，攸县全县60岁以上的村医占了10%，未来3年将上升至25%。如果没有有效的人才梯队建设机制，将面临队伍断层风险。业内人士建议国家出台乡村医生定向培养机制，以及时补员。

　　第四，村医待遇有待提高，心态建设要加强。因改革极度压缩了医药费的暴利空间，村医的收入普遍下降。为提高村医的工作积极性，要逐步提高对村医补助标准，还可以考虑提供养老保险等配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