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与《中国好声音》制作方灿星公司联合制作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引起各方关注。该节目的制作方式打破了央视“自产自销”的方式，改为央视负责全局把控，“好声音”团队负责具体制作，这种联合制作的模式将在央视明年重点推出的十大节目中广泛采用。《汉字听写大会》就是另一档联合制作的样本。“听写大会”的总导演关正文曾将与央视的合作方式比喻为“赏饭”。今年，关正文突然感觉“世界真的变了”。记者昨天分别采访了“听写大会”的总导演关正文和灿星公司宣传总监陆伟，关注央视的巨大变化。

　　世界真的变了

　　“听写大会”的总导演关正文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与央视合作，他曾是《幸运52》、《开心辞典》、《对话》以及央视电影频道“爱电影”系列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在2012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他曾刻意远离电视节目制作。“2012年之前，你都看不到任何节目能够产业化的迹象。作为民营企业，你和电视台的合作方式就是商量好一个制作经费。不是节目需要多少就给你多少的，而是电视台依据台里团队的标准拨给你的，有时还要略低于台里——比自己人价格高，人家为什么还用你？所以(民营公司)想赚钱只能靠精打细算，有时甚至在不该省钱的地方省钱。另外，本来是你开发的一个节目模式，做着做着版权就自然归属电视台了，你永远是打工者。”关正文将制作公司与电视台合作的方式比喻为“赏饭”，“电视台‘赏饭’给节目制作方。”

　　2012年“好声音”的出现，让关正文有了“重出江湖”的打算，“在观众眼里，这是一档好节目，但在我们眼中，它是电视产业化的信号，尽管节目在浙江卫视播出，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档节目并不属于电视台，灿星拥有‘好声音’在国内的所有版权、制作权，两家根据收视情况利润分成，这种对等的合作前所未有。”这种方式后来也被运用于《汉字听写大会》中。2011年，关正文所在的实力电传制作群注册了“听写大赛”的版权，但今年在与央视总编室签署版权协议时，他仍旧心怀忐忑，“当时，我还抱着‘乙方’的心态，提出两个要求‘今年这档节目由我来做吧’，‘如果今年我做得好，明年我享有优先制作的权利’。人家笑了，‘关老师，不是这样谈的，我们希望的是，今年、明年您能授权我们央视去做‘听写大会’……’”一句话让关正文突然感觉，“世界真的变了”。在11月10日举行的央视2014年重点节目推荐会上，这种印象越发强烈，“主持人介绍推荐人时，金磊的身份是灿星公司副总经理，龙丹妮是天娱公司总裁，他们都不是以个人或者央视某个节目的幕后策划身份出现的，而是堂堂正正的公司代表，这体现了央视对于合作方的尊重。”

　　跟央视合作其实自由度很大

　　《中国好歌曲》是灿星公司和央视合作的第三档节目，此前两家联手打造的《舞出我人生》今年上半年在央视一套综合频道播出，曾多次夺得索福瑞城市网收视第一。另一档共同制作的平民选秀节目《出彩中国人》将于12月在央视露面。“好歌曲”之后，两家还将在明年7月打造中国首档武术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功夫》。回溯合作的源头，灿星公司宣传总监陆伟多次提到“央视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的诚意。“此前，我们总认为央视很正统、限制很多，真正合作才发现央视的自由度很大，超乎想象。”陆伟介绍，央视对节目只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要求创新——节目模式最好是前所未有的，原创的、标杆性节目。其二，最好以平民为主角，展示温暖的、正能量、公益的故事。除此之外，央视对于你请谁当导师、请谁主持、怎么制作，不会过多干预。”

　　2013年开始，央视多档节目采取了与社会公司联手制作的模式，在陆伟看来，“央视打开了节目制作的壁垒，自己人做不了的就请外人做，既促进了荧屏的多样化，又为中国电视人提供了机会。”当然，这种合作一定是建立在“洋和尚比本地和尚会念经”的基础上的。陆伟透露，“好歌曲”等节目中，灿星将按照收视情况参与利润分成，前提是这些节目收视率一定要超过央视自己制作的节目。“正因为如此，‘好歌曲’虽然是原创的节目模式，但我们对它仍旧有很高的收视预期。因为只有收视率上去了，才代表着一档原创节目的成功。”陆伟说。

　　联合制作的方式也大大提升了央视节目的时效性。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郑蔚以脱口秀节目《是真的吗》举例说，“我们过去做节目就像大篷车一样，舞美录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经常不知道下一个地方在哪里。这次我们跟光线合作《是真的吗》，光线自己有棚，所有的信息系统、录制系统都能够随时提供。对于时效性选题，我们一般是周一讨论选题，然后节目组随时跟进新闻，直到周四晚上最后一次录像，节目周六播出，这种方式让周播周录成为简洁有效的过程。”在郑蔚看来，联合制作的方式能够极大地激发电视市场的活跃程度，“打破节目制作团队的局限，汇聚更多的智慧，催生出更多的优秀节目，令频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