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区挂了27块牌子，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异化为难堪重负的基层“小政府”；权责错位的现实，待遇低、压力大、没身份的尴尬，让社区工作者倍觉辛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亮点都在社区，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也在社区。推动社区行政、服务两责分离，让社区工作走向专业化、标准化，期待突破。

　　邱成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社区，会以这样的方式“扬名”——近日，一则“南宁‘最牛社区’挂27块牌子堪比白宫”的帖子，让邱成担任主任的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北湖街道明秀北社区居委会，“占了不少媒体版面”。

　　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为何挂上“中心”、“工作站”等27块牌子？

　　“牌满为患”

　　社区什么事都得扛，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来到明秀北社区门口，白底黑字、规格统一的27块小牌子“扑面而来”。牌子内容五花八门，既有社区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党员服务站、劳动保障工作站、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官方”色彩浓厚的，又有绿色网吧等“民间”性质的。

　　“这些牌子都是‘责任牌’，不是‘权力牌’。”邱成说，这些林林总总的牌子，恰好反映出社区工作的繁重。“现在社区工作包罗万象，从‘婆婆妈妈’到国计民生，可谓无所不包。”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随着牌子越来越多，邱成的工作量也与日俱增。

　　邱成的苦恼，政府并非不知晓。

　　“我们民政部门负责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台子一搭好，其他职能部门以‘工作进社区’为名纷至沓来，哐哐哐，钉个牌，就‘占了阵地’。”西乡塘区民政局副局长陆仁伟说，“我去社区调研，发现好多社区都‘牌满为患’，门口挂满了，就挂墙上，最后几面墙都不够用了。各种牌匾颜色不一、大小不一、材质不一，满满当当，蔚为壮观。”

　　而27块的数量也不是“最牛”的。据报道，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深圳龙岗区南岭村社区主任张育彪就晒过其社区有43块牌匾，并吐槽“其中很多是虚牌，上级要求挂，不能不挂”。

　　“职能部门把工作任务一级压给下一级，压到社区就到底了，什么事都得扛。社区本是服务居民的自治组织，现在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各级行政职能部门把很多社区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压给了社区。”陆仁伟说，“可以说，社区八九成时间都被各式各样的行政工作占用，严重挤占了社区工作人员服务居民的时间。”

　　更令人着急的是，上级职能部门把“使唤”社区视为“理所当然”。一次，陆仁伟找相关领导反映社区“泛行政化”的问题，结果换来领导不耐烦的一句：“社区领着政府的钱，不替政府办事，替谁办？”

　　“无限责任公司”

　　工作压给社区，并没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邱成介绍，明秀北社区成立于2006年，辖区居民7900多人，其中流动人口700多人。“社区只有12个工作人员，既要承担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又要服务这么多居民，压力可想而知。”

　　眼下，社区正全力应对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工作。“这个月初，我们开始忙活经济普查的事。上午找商户填表格，下午录入电脑上报。”邱成说，因涉及营业收入、利润额等“敏感数据”，商户不是很配合。“任我们跑断腿、磨破嘴，对方不耐烦，一句‘我不是老板，不知道’就打发我们了。”

　　说话间，邱成的手机响了起来。“上面每天都短信通报各社区完成的进度，压力实在大。”他又给记者看了另一条短信：“11月12日上午参加西乡塘区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区域电子绘图及行业代码编码培训会”。

　　“这么专业的会，社区工作人员能开好吗？”

　　邱成摇摇头说：“很多工作，像这个，还有劳动力统计、人口普查等等，太专业了，有些指标看都看不懂。但没办法，任务压下来，就得做。”

　　“不懂，怎么做？”

　　“赶鸭子上架，现学现卖呗！”邱成虽然这样说，但并不代表每件事都能“学成”。

　　“怕就怕，上级部门太高估社区的能力，布置一些我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邱成说，比如，辖区居民出国出境办护照，公安机关一定要社区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才给办。“有没有犯罪记录，社区哪里知道、怎么开证明？”

　　邱成直言社区成了“无限责任公司”。

　　职能部门将工作压给社区，但并没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社区工作经费早些年一年才几千元，现在涨到每年3万。但除去办公耗材、水电费、网费、电话费等，再开展什么社区活动就捉襟见肘了。活动少，居委会的凝聚力、动员力就低。”邱成说。

　　“三苦”“三怕”

　　专家建议明确责权利，行政事务进社区申报准入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社区工作者有“三苦”、“三怕”。

　　所谓“三苦”，一苦待遇低。邱成介绍，2006年明秀北社区刚成立时，工作人员每月工资才四五百元，现在每月拿到手才一千四五百元；二苦没身份。社区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也没事业编制。好多社区居委会的书记、主任，干了十几、几十年，也还是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卸任以后怎么办；三苦委屈多。社区辖区里的机关单位、国有企业，知道社区“没级没别”，不放在眼里；辖区居民、商户也不尽是通情达理的。任务完成不好，还要被上级机关批评，真是两头受气。

　　至于“三怕”，一怕搞检查。碰上检查、评比，社区最是焦头烂额，几天几夜加班加点，就为了领导10多分钟的“莅临指导”；第二怕做台账。“工作干得好，不如台账编得好。”社区“承接”的上级职能部门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台账“见成效”。有些工作社区确实没开展的，只能凭空“编”；三怕当“会托”。“这个启动、那个开工，都要通知社区派人参加，说白了就是凑人数。”有社区工作者抱怨。

　　“政府职能部门不能将‘球’都踢给社区，要明晰社区的责权利。”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教授谢金甫认为社区减负迫在眉睫。他建议建立行政事务进社区申报准入制度：政府职能部门要“跨脚”进社区，必须经过批准，而审批机构要有社区代表参加。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刘建民认为，应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加快推进社区工作专业化，同时调动包括社工队伍、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

　　陆仁伟建议，一方面要比照村干部或大学生“村官”待遇水平，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和报酬，从而加大对优秀人才、年轻干部的吸引力。同时，要积极探索社区行政、服务两责分离，将社区服务推向专业化、标准化。